时间: 2024-08-14 09:52:03 | 作者: 新闻中心
调用历史类比，在过去与当下的事件之间建立关联，是建构集体记忆、塑造公众认知的重要方式。本研究通过最相异系统模块设计的一项量化内容分析，考察了“9·11”、孟买和开罗三个本世纪以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冲突事件的报道在美国、印度和中东北非等对应区域的代表性报纸中被调用历史类比的媒体逻辑。研究之后发现，在这三个事件的报道中，媒体逻辑存在着“远方苦难”模式，以他人经历解释他人苦难；呈现显著的“驯化效应”，报纸会努力将“他们”建构为“我们”或能够理解的人，在“他人”与“我们”之间建立认知关联和意义连接；媒体也会在本地区遭受事件时更多使用历史参照，展现出接近性机制。研究随后讨论了三种规律并存且依次递减的媒体逻辑及其对冲突性事件新闻报道的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提升政治传播效力与媒介体制韧性的跨国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3BZZ097）的研究成果。
未来是不可知的，而现在是不透明的，因此人们总是会转向过去来理解当下（English， 2011），其中一种方式是把过去的相似事件与当下事件进行类比，建立“过去”与当下的勾连，形成解释框架，这种模式就是“历史类比”。历史类比的建构及其如何唤起人们理解当前事件，是集体记忆研究长期关注的议题（Edy，2006；Griffin & Bollen，2009；Kitzinger，2000）。由于过去的事件会给经历过的人留下持久的印象，被用于历史类比的事件也往往是经历者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历史类比的使用者选择什么事件，也反映了他们对当下的态度（Schuman & Rieger，1992）。历史类比能够创造出令人难以忽视的内涵并唤起公众情绪（Angstrom，2011），其中有说服力的故事情节有助于凝聚力量，使中立者相信事业的合法性，预先破坏持反对立场的叙事（Freedman，2006：22）。历史类比还能提供一种“安慰”（comfort），因为使用类比意味着情况并非史无前例，无论人们认为它多么困难，它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MacMillan，2008：15）。在历史类比使用的指向上，人们对消极事件发生的原因往往会产生比积极事件更多的好奇心（Bruckmüller，Hegarty，Teigen，BöHm & Luminet，2017）。因此，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是集体记忆和历史类比的研究中很重要的话题，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可以维护政治合法性，也能挑战政治权威；能带来成员之间的团结，也可以造成社群的分裂。
广义上的冲突性事件（conflict event）泛指至少一方有两名以上人员参战的、包含军事遭遇（military encounters）或武装冲突的事件（Miller & Bakar，2023）。影响力超出本土范围的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未必都是国家间的冲突，也可以包含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政治、宗教和种族等冲突，通常以公开抗议与国家为形式（Weidmann，2015），如战争、叛乱、政权更迭、种族暴力或种族灭绝等（Vander Maat，2021）。在全球化时代，冲突事件的传播已经跨越国家边界，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此前对于全球重大政治冲突报道的研究多致力于发现并指出国际新闻中存在的“西方偏见”，即有关精英国家和人民的事件更有可能成为新闻，而“级别较低”的国家大多在发生危机和灾难时才会达到“有新闻价值”的标准门槛，才会吸引报道（Galtung & Ruge，1965）。这样的批评固然有其现实根源，但也选择性地忽略了新世纪以来“9·11”等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冲突性事件同样因其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走向产生的重大影响而获得的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后“9·11”时代，影响力超出本土范围的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还包括发生在2008年的印度孟买连环和2011年的埃及革命与开罗广场。这三个事件在许多方面都非同寻常、前所未有。“9·11”事件是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由设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发起，其中对纽约市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袭击最具破坏性。2008年11月26日至29日，印度孟买多个地点发生由巴基斯坦发起和控制的，主要袭击发生在泰姬陵皇宫酒店，分子采用爆炸、随机射击、劫持人质和纵火等战术，袭击了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九个不一样的地区，造成164人死亡，308人受伤（Iqbal，2015），事件发生后，除了本国之外，全球主要国家的公众舆论和社会情绪都因此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和冲击（Finseraas & Listhaug，2013）。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在开罗解放广场爆发了一系列反对穆巴拉克的大规模街头、、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其间埃及军队在抗议活动升级后被部署到街头，来自开罗不同社区的抗议者队伍与军队发生了并造成伤亡（Ketchley，2014），暴力冲突一直持续到1月28日（Saouli，2015），在其开始一周后仍在进行，事件结束后，解放广场成为了不同国家民众铭记这场运动的“记忆之场”（Jeffries，2018）。
尽管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相似，都因为大规模伤亡而成为需要历史类比的负面事件，但这些新的政治、宗教或种族冲突更加需要新闻生产者调用社会共享的集体记忆，来帮助人们对异常事件（novel events）建立理解和认识。然而，关于媒体在冲突性事件内部以何种逻辑使用历史类比的研究付之阙如。一方面，尽管政治科学领域的既有研究发现了报纸报道冲突事件时更偏好使用来自事件相同地理区域的历史类比这一规律（Axelrod & Forster，2017a），但此类研究缺乏对媒体规范性和能动性的必要重视，亦未能将历史类比置于国际新闻报道的媒体逻辑框架内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在探讨媒体逻辑的传播研究中，事件的冲突性（conflict）和负面性（negativity）等新闻内容特征构成了赢得公众注意力的重要的条件（Welbers & Opgenhaffen，2019），但特定负面或冲突事件内部使用历史类比的不同缘由依然可能展现出并行的多种效应和解释机制。因此，本文关心的主体问题是，不同国家的媒体在调用历史类比报道重大冲突事件时，有没有某种超越国界的特定模式？进一步来说，媒体更加偏好以本国受众熟悉的事件和记忆对新的冲突事件进行“驯化”，还是出于共情，更多地在事件发生地的历史中寻求可供参照的解释资源来建构“远方的苦难”？为了经验性地回应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最相异系统模块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MDSD）的一项内容分析，考察了美国、印度以及中东北非地区这三个在地理位置、媒介体制、政体和文化上均不完全一样的区域中的代表性报纸如何在“9·11”、孟买和开罗三个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的报道中选择和使用历史类比，以此揭示在历史类比话语同存在的特定媒体逻辑并比较其效应大小，为上述领域的现有机制注入新的解释视角和理论活力，并对中国作为国际新闻流当中的报道者和被报道者如何在此种媒体逻辑中增进“我们”与“他们”的共情式理解提出实践建议。
历史类比是指对被认为与当前事件类似的过去事件的调用，包括利用过去的事件定义当前发生的事情，生成预测，为行动提供相关建议（Lee，Chan & Leung，2017），但不包括提到过去而不将其与现在联系起来或者援引过去作为现在的语境的情况（Edy，1999）。历史类比经常在决策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被大范围的应用于医学、法学、科学教学和房地产评估等领域。然而，由于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从来都不完全相同，历史类比的援引和调用可能会强调过去和现在的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共性，淡化甚至忽略它们的区别，包括过去和现在事件中表达的价值观差异（Schwartz，1996） ，因此，历史类比也有被滥用的危险，总体上更适合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历史类比也被媒体和大众广泛地用于理解新的事件。对历史类比的选择和反应更多地来自自身的主观身份认同而非客观人口特征（Ariely，2022），对媒体而言，则来自其媒体逻辑（media logic），即媒体构建现实的参照框架（Mazzoleni，2008）。而在报道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时，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原则调用历史规则，成为媒体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调用历史类比描述当前事件，除了媒体工作者及其受众更熟悉其所在区域的事件，或事件本身更容易援引发生地的其他史实进行理解之外，还关乎媒体自身的运作规则，最重要的包含接近性机制、“远方苦难”模式和新闻驯化效应。经验研究表明，国外新闻事件与媒体所在国家的接近性（proximity）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这种接近性生成于两国间的组织因素、社会文化亲缘关系、历史联系、地理距离、心理或情感距离等，当这些维度反映了受众与事件发生地的不同关系时，就会影响事件报道的数量（Adams，1986；Van Belle，2000），受影响地区与本国之间的地理政治学、经济利益和军事影响也关系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选择性呈现（Benthall，1993；Kim & Lee，2008；Singer & Endreny，1993）。既有研究发现，情境相似性（similarity）和事件显要性（salience）在媒体历史类比使用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Axelrod & Forster，2017b）。目前，关于媒体历史类比模式形成的原因多聚焦于同构先例依赖的个体心理解释，包括先例的表面相似性（Gentner，Ratterman& Forbus，1993；Gick & Holyoak，1980，1983；Keane，1987）、感知相似性（Tversky，1977）、结构和目的相似性（Holyoak & Thagard，1995）、深层结构特征和个人经验知识（Blanchette & Dunbar，2000；Novick，1988）以及熟悉度或显著性（Tversky & Kahneman，1973，2000）对其被回忆和应用几率的提振，反映在新闻媒体所呈现的重大冲突性事件报道文本上，可能体现为媒体更多地关注本国、本区域以及与本国关系紧密的其他几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更加致力于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和理解。“9·11”、孟买和开罗是本世纪以来出现的三个重大冲突性事件，这些事件不仅仅具备重要的全球影响力，且兼具消极情感和令人难以理解的新特征。可以推断，出于对同构先例的重视和共情，媒体将会更多地在本地区发生的重大冲突性事件中使用历史类比。本文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在“9·11”、孟买和开罗报道中，调用历史类比的文章比例呈现出显著的接近性机制，即报纸更频繁地在本地区发生的冲突性事件中使用历史参照。
近年来，“远方的苦难”（distant suffering）提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也成为数字媒介时代人们频繁遇到的现象。“远方苦难”作为一项理论视角，多将西方国家展示和建构西方之外的“遥远痛苦”以及从中所维持的“我们”与“他们”对立的既定秩序视作当代全球国际新闻话语的主要症候和批判对象。实际上，如何讲述“远方苦难”，包括如何选取理解远方苦难的历史类比，在本质上还体现着媒体判断过程中的分类道德（classed morality）（Ong，2015）。媒体的日常消费（everyday consumption）是激发受众对媒体中弱势他人的道德取向的领域，媒体的规范性理念认为，媒介应该让受众知晓他人的痛苦，而不是远离暴行（Cohen，2001：179）。“苦难的中介”（mediation of suffering）揭示了媒体关心发生在遥远他乡的灾难，从而使受众开展“媒介见证”（media witnessing），对远方陌生人的苦难表示同情或愤慨，与他人产生情感（Scott，2014）。情感是“思想的激荡”（upheavals of thought）（Nussbaum，2001），可提供道德判断和社会价值观。远处苦难的媒介化激发的同情，展现了旁观者与受难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移情方式，即“愿意从遥远一方的角度看待问题”（Beck，2006：6）。
具体而言，远方苦难的新闻报道能够准确的通过受众不同程度的道德和情感参与，分为关于不相关的不幸的冒险新闻（adventure news）、在再现苦难时令人心生怜悯的紧急新闻（emergency news）以及存在反身认同关系的狂热新闻（ecstatic news）三种类型。其中，冒险新闻将“遥远”呈现为不需要关心或行动的理由，从而阻止参与或同情的感觉，紧急新闻使受众与作为文化他者的遥远受难者产生认同，促使其对遥远的不幸采取行动，狂热新闻则令受众感到受难者就是自己，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包括“9·11”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等（Chouliaraki，2006）。新闻业可能将媒介化的远方苦难体验为自身困难的延伸，从中寻找理解和应对本国困境的符号资源，也可能由于同情远方的受难者比关心近处的人更方便，因此更多地通过国际政治表达与全球公众的联系和对世界别的地方受难者的声援，展现出一种“工具性的世界主义”（instrumental cosmopolitanism）（Ong，2009）。这种效应不仅存在于电视媒体中，在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业中同样有广泛的表现。据此，本文继续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在“9·11”、孟买和开罗报道中，调用历史类比的事件地点呈现出显著的“远方苦难”模式，即报纸更频繁地调用事件发生地区的其他历史事件来进行类比。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驯化”（domestication）也是新闻工作者频繁使用的策略。陈韬文等人（2002）的研究提出了国际新闻中驯化的策略，认为在国家等宏观层面的因素之外，还存在媒介类型、市场定位、组织制约等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新闻实践中的驯化是将发生在国外的新闻事件置于受众感知的本国或本土情境框架中（Clausen，2004），对来自民族国家外部的新闻进行话语调适（discursive adaptation），以使其在被感知时与本国受众产生共鸣（Olausson，2014a），又称新闻的本国化或归化，其主旨是将遥远的事件与本土事件联系起来，使之更具相关性、吸引力和可理解性（Gurevitch et al.，1991） ，从而引起受众的关切，在国际新闻与本土受众之间建立某些意义上的联系（黄顺铭，2015）。不仅大众媒介在“驯化”国际新闻，公众也会参与到驯化之中，公民驯化会让国际新闻的呈现视角更加多元（张伟伟，2015）。
不同于一般国际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将本土和全球相分离的内向驯化（introverted domestication）、将本土和全球联系在一起的外向驯化（extroverted domestication） 和无明显本土聚焦的去领地化模式即反训化（counter-domestication）等三种主要驯化模式（Olausson，2014b：715），驯化在媒介化“远方苦难”的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会首先经由记者到达受众感知和理解（Huiberts & Joye，2017），而国际新闻驯化的多种策略也大范围的应用在对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的报道中，以拉近遥远的苦难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带来关怀和同情感的增强，包括情感型驯化（emotional domestication）、求援型驯化（aid-driven domestication）、熟悉型驯化（familiarizing the unfamiliar）以及利害关系型驯化（“what are the stakes”）等（Joye，2015）。作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新事件，“9·11”、孟买和开罗活动既在新闻生产活动范围内的短期资源上缺少定论，又在长期的历史资源上缺乏与之性质相似的事件帮助公众理解，因此，事件发生国之外的媒体非常有可能对上述事件采取本土框架来进行驯化，尤其是诉诸发生在本国或本区域内的历史事件类比来帮助读者对陌生事件产生理解，减少恐慌和产生共情的熟悉型驯化将会更多出现。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最后一个研究假设：
H3：在“9·11”、孟买和开罗报道中，调用历史类比的事件地点呈现出显著的驯化效应，即报纸更频繁地调用发生在本地区的其他历史事件来进行类比。
本研究建立在一项对报纸报道进行的内容分析的二手数据基础上，数据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和大学间政治和社会研究联盟（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发起的“通过历史类比理解新事件”（Historical Analogies to Make Sense of Novel Events）数据公开项目（）。依据使用条款说明（），本文作者所在机构同属ICPSR成员，得到该联盟数据和服务使用权支持。该项目于2013年10月上线，项目的发起人选择了发生在本世纪以降的三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典型事件，包括“9·11”事件、孟买和开罗解放广场。这些事件富有独特性且令人惊诧，因而人们需要借助历史类比去理解其意义。项目发起人收集了相应国家重要的演讲、会议、报纸和声明，发现对这三个案例调用历史类比的事件范围涵盖了自公元前423年至2012年的诸多不同重大历史事件。
由于分析报纸为何调用历史类比可提供更为普遍的结论，因此本研究使用了其中的报纸数据库，共选择了三个区域的四家主要报纸，分别是美国的《》（The New York Times）、印度主要报纸《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语报纸中阅读量最大和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生活报》（Dar al Hayat）以及以色列重要报纸《国土报》（Ha’aretz），其所在的美国、印度和由黎巴嫩和以色列等国家构成的中东北非地区（Middle East North Africa，MENA）分别与“9·11”事件、孟买事件和开罗事件发生区域形成一一映射关系，以有助于检验前述研究假设，考察“9·11”、印度孟买和开罗解放广场三个21世纪以来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冲突事件分别如何在事件发生区域内外的主要报纸中被调用历史类比进行报道。三个区域的选择在设计上遵循了案例研究中的最相异案例法（most-different cases），即“求同法”，大多数都用在得出特定自变量带来的因变量的相同取值，从而说明别的可能的原因无论如何取值都不会造成影响（Gerring，2007：139）。项目发起者首先在报纸中收集了三个事件首次报道日期后7天全部含有“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孟买/孟买袭击”（Mumbai attack）或“埃及”（Egypt）的文章作为即时报道文本，又在事件的一周年和十周年（如有）期间以同样的方式收集了纪念报道文本，最后进入分析的文本为901篇涵盖了历史类比或非类比的新闻报道。需要非常指出的是，该项目在数据录入时将分析单元（analysis unit）设定为报道三个事件时每个国家的报纸中提及的其他独特历史事件，其后标有该历史事件在该国报纸中出现和提及的次数，这与一般内容分析常用的将每一篇独特报道作为分析单元的做法不一样，也使分析与独特报道相关的变量（如：时间趋势）不再可能。即便如此，该数据集的独特结构仍然不妨碍本研究检验并比较不一样的区域的报纸在报道时援引历史类比模式的接近性机制、“远方苦难”模式和驯化效应。
项目发起者对收集的报纸文章中出现的历史类比与非历史类比进行了系统的编码。其中，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HA）被定义把具有相似性（similarity）或对比性（contrast）的之前事例作为理解当前事例的历史参考，而非历史类比（historical non-analogy， HNA）仅仅把之前事例作为当前事例的参考，但两者并无相似性或对比性。进一步地，神话、宗教、文学和电影中的类比被归入非历史类比（non-historical analogy）的类别范畴。我们以具体案例来说明历史类比与非历史类比。“本·拉登的副手将试图通过把他变成一个像切·格瓦拉一样的人物来激励人们——一个死后比生前更有效的宣传工具”，因对切·格瓦拉的提及是出于两人之间的相似性，因此被编码为历史类比。同样被归入历史类比类别的线日《国土报》援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讲话称，解放广场事件可能会导致1979年伊朗革命的重演。而在“以色列在大屠杀纪念日被之死的消息惊醒，但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的五年多时间里每天都遭受着相当于‘9·11’的袭击”这一案例当中，犹太人大屠杀对理解当前形势尽管起到一定的帮助，但不是由于其相似性或对比性，因此被编码为非历史类比。在给定段落是否含有历史类比的判断上，该变量具有较高的编码员间信度（Cohen’s Kappa = .91），而段落内历史类比的指认一致率也高达87.8%（Axelrod & Forster，2017c）。
此外，项目发起者还记录了类比事件的具体地点、事件名称、起止日期和主要参与人员，并标明了基于特殊目的的历史类比调用，包括为避免特定后果的调用和拒斥相似性的调用。地点记录了历史类比事件的发生地区，包括美国、南亚（孟买袭击发生区域）、中东和北非（开罗发生区域）和别的地方四类，国家和地区的对应关系与世界银行的分类体系一致。关于编码的其他具体案例和说明，可参见数据使用条款的其余部分。接下来，研究者将对数据来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前述多个研究假设。
进入分析的数据集包含三个事件在每个国家独立出现的历史类比共计569种，有18种非历史类比被排除在外。首先，研究者对进入样本中的历史类比进行报纸所在国和事件的交叉分析。由于各个事件筛选新闻报道以及其中历史类比的标准是系统化的，因此“9·11”、孟买袭击和开罗三个事件被不一样的区域的报纸使用历史类比进行理解的频率分布之间具有可比性。表1显示了交叉分析卡方检验的结果。其中，比起历史参照报道的总体国家分布而言，美国《》对发生在本国境内的“9·11”事件使用了更高比例的历史事件参照，《印度时报》更多运用历史参照关注孟买，而开罗则在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语《生活报》和以色列《国土报》中得到了更高关注。这一模式在经验数据的交叉表卡方检验中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标准，且这些单元格的标准化残差均大于3，达到了事后检验（post hoc testing）显著性标准，验证了研究假设H1中提出的接近性机制的存在，即报纸会在本地区出现重大事件时更多使用历史参照，表明接近性机制在美国报纸报道“9·11”事件、印度报纸报道孟买恐袭和中东北非地区报纸报道开罗时同时存在。
接下来，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总体上三个事件的报道中所使用的历史类比是否更多地出现在事件发生的区域范围内，即“从遥远一方看待问题”的“远方苦难”模式。表2显示了在“9·11”、孟买和开罗三个事件之间，美国、南亚和中东北非以及其他地点出现在历史类比重的频率均值及其标准差。方差分析显示，在被解释事件发生的美国、南亚和中东北非，其类比历史事件出自上述区域的平均数量均为同组最高。使用 Scheffé参数进行多重比较，在达到事后检验显著性标准中，美国境内发生的历史事件更多地被选择与“9·11”事件进行类比，类比中的南亚地点最多出现在该区域发生的孟买报道中，而中东北非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其历史事件则更多地出现在对开罗的类比报道中。对于本研究关注事件之外的区域而言，其他地点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在“9·11”事件中得到了更为频繁的调用。研究假设H2得到证实，即在“9·11”、孟买和开罗报道中，报纸更频繁地调用事件发生地区的其他历史事件来进行类比，在类比事件地点的选择上，呈现出显著的“远方苦难”模式。
那么，这一历史类比地点的选择模式，即“远方苦难”模式，是否会因媒介体制的不同，而在各个报纸所在国家之间有所差异？本研究分别考察了每个国家的报纸是否会在报道这三个事件时更多援引事件发生地的历史来进行解释。如表3所示，首先，在美国，《》对三个事件的报道共使用了246个互不重复的历史类比，这些历史类比同样更多地选择了美国、南亚和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来依次类比“9·11”、孟买和开罗，而其他地点出现次数在三个事件的历史类比中差异不显著，《》以南亚其他事件解释孟买、以中东北非其他事件解释开罗的模式，可被视为“从遥远一方看待问题”的“远方苦难”模式的体现。
其次，《印度时报》在报道三个事件时共使用了153种历史类比，并在本国发生的孟买报道中更多地采用了南亚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类比，该报对“9·11”的报道更多地类比了其他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而美国历史事件的使用在“9·11”和孟买之间较为均衡，致使“9·11”报道和美国发生事件的历史类比之间缺乏明显的关联模式，《印度时报》更多地采用了中东北非事件来类比和解释开罗活动，成为其开展历史类比时具备“远方苦难”模式的有效佐证。
再次，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语《生活报》在报道三个事件时共使用了62种历史类比。除使用其他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来进行类比的数量在三个事件间无显著差异外，《生活报》在解释开罗时几乎完全使用了中东北非地点发生的事件进行类比，并未提及发生在美国和东南亚的任何事件。《生活报》更多地以美国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来解释“9·11”，以同属南亚区域的事件解释孟买，同样佐证了“远方苦难”模式的存在。
最后，以色列《国土报》对三个事件的报道共采用了108个独立的历史类比。不同于美国和黎巴嫩更多采用本区域的历史类比来报道区域内事件的特征，《国土报》以中东北非地点解释开罗的平均次数与“9·11”和孟买报道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以美国发生的历史解释三个事件的平均次数亦无显著差异，仅更多地以南亚历史事件来类比孟买，呈现出局部的“远方苦难”模式。其他地点历史类比的出现次数在三个事件之间亦较为均衡。
综上，研究假设H2中提出的“远方苦难”模式在本研究涉及的大部分国家的主要报纸中得到了验证，即在报道“9·11”、孟买和开罗3个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对其缺乏必要理解的重大冲突事件时，媒体通常会更多地选择事件所在区域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来与其进行历史类比，通过当地的视角来解释当地。相对而言，“远方苦难”模式在《》和黎巴嫩《生活报》对其他两个区域所发生事件的报道中展现得较为充分，而《印度时报》和以色列《国土报》则都不具备通过美国的过去解释“9·11”的想象力。
然而，囿于自身的文化模式、媒介体制和认知局限，媒体同样可能在报道前所未有的冲突性事件时，更多地援引本国或本区域的历史类比，导致竞争性的“驯化效应”同时存在。接下来，对讨论这一效应的研究假设H3进行检测验证，表4显示了媒体使用不相同地点的历史事件如何因其所在区域而异的统计结果。整体看来，无论发生的新闻事件位于何种区域，报纸都会更频繁地调用媒体所在地区的其他历史事件来解释新闻事件。具体而言，《》更多地选择了美国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来解释“9·11”、孟买和开罗，《印度时报》更倾向于选择南亚历史事件，而黎巴嫩《生活报》和以色列《国土报》等中东北非报纸均更倾向于以自身所在的中东北非区域的其他事件来解释三个新闻事件；此外，《》还更多地选择了除前述三个区域外其他地点的历史事件用于类比。综上，本文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即在“9·11”、孟买和开罗报道中，调用历史类比的事件地点选择呈现出显著的“驯化效应”。
由于上述效应的确存在于三个新闻事件总体的历史类比趋势中，为了进一步考察“驯化效应”是否会在“9·11”、孟买和开罗的报道之间有区别，即各国报纸的历史类比地点选择模式是否因事件而异，研究者将分别考察特定事件下历史类比对象发生地点与报纸所在区域之间的潜在关联。如表5所示，四家报纸对“9·11”事件的报道共使用了287个独立的历史类比。其中，除美国地点和其他地点在各国报纸中用作历史类比的次数较为均衡之外，《印度时报》和中东北非报纸均出现了选择更多本地区历史事件来理解“9·11”的报道模式。具体而言，在各国主要报纸报道“9·11”事件所采用的历史类比中，《》出现最频繁的事件是偷袭珍珠港和1993年世贸中心首次爆炸，其次是海湾战争时期的合作、波斯湾战争、俄克拉何马城爆和美国内战；《印度时报》也选择了《》偏好使用的偷袭珍珠港和1993年世贸中心首次爆炸来类比“9·11”事件；黎巴嫩《生活报》使用的事件相对较为分散，但同样考虑了“9·11”事件与俄克拉何马城爆炸之间的联系；以色列《国土报》更多使用了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但也提及了1993年孟买爆炸案和苏丹喀土穆希法制药厂报复美国大使馆的爆炸，以及波斯湾战争、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和1983年美国大使馆爆炸。
在报道孟买时，四家主要报纸共使用了152个独立的历史类比。在区域间差异方面，除《印度时报》更多选择南亚事件进行类比外，美国历史事件被用于类比的情况在三个区域之间无显著差异；黎巴嫩的《生活报》和以色列《国土报》更多地选择了中东北非地点和其他区域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来与孟买相类比。这表明，各国报纸除了在运用美国历史事件进行类比的数量较为均衡之外，基本倾向于通过本区域内的历史事件进行类比，从而将孟买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冲突性事件驯化为本国受众更易理解的新闻。在孟买报道具体的历史类比使用上，三个区域的主要报纸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9·11”事件来作为孟买的最主要类比对象，《印度时报》和《》对其提及最多，其次为以色列《国土报》和黎巴嫩《生活报》。《印度时报》《国土报》和《》都较多地提及了2001年的印度议会袭击事件，其中《国土报》和《》还提及了议会袭击后与巴基斯坦的战争边缘状态。《印度时报》提及了1993年的孟买连环爆炸案；《生活报》和《》还分别使用了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和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爆炸案作为孟买的类比对象。
四家报纸在报道开罗时使用了130种不同的历史类比。其中，《印度时报》更多地选择了南亚历史事件来与开罗进行类比，将这一国际新闻与本区域境内的历史事件进行类比以开展驯化；《》类比于开罗的历史事件则多位于美国、南亚和中东北非之外的别的地方。除此之外，美国地点和中东北非地点历史类比的平均出现次数在不一样的区域之间无显著差异。四家媒体均最集中地选择了突尼斯革命作为开罗的历史类比事件，尤其是以色列《国土报》和黎巴嫩《生活报》最为典型，《》和《印度时报》也对突尼斯革命类比于开罗的潜力予以重视。《国土报》《》和《生活报》亦将开罗与1979年的革命联系起来，此外，《国土报》和《生活报》也都在报道开罗时提及了2009-2010年的伊朗。总体而言，印度报纸在报道“9·11”事件和开罗时展现出了明显的驯化模式，中亚北非报纸则在呈现“9·11”事件和孟买恐袭时均调用了本区域的其他历史事件来提供情境、深化理解。
综上，本研究之后发现，在新闻媒体报道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冲突事件时，三种互相竞争的效应在历史类比的使用中同时存在。进一步的效应规模（effect size）分析显示了三种历史类比调用模式的效应量对比（参见表6）。在研究假设H1和表1中，报纸对本地区发生事件使用更多历史类比的接近性机制列联系数（contingency coefficient）为0.35，按照以0.1、0.3和0.5划分较小、中等和较大统计效力的标准（Cohen，1988），接近性机制的解释力为中等偏高。而对研究假设2和表2而言，报纸使用更多美国其他历史事件来类比“9·11”（cohen’s d = .40）、以南亚其他事件类比孟买恐袭（cohen’s d = 1.10）和以中东北非事件类比开罗（cohen’s d = .60）等“远方苦难模式”构成的平均效应量较强（Mean = .70），其解释力尤其明显地存在于对“遥远东方”的事件进行报道时。研究假设H3和表7同样证实了“驯化效应”在各个报道事件之间都存在的普遍模式，即在报道“9·11”、孟买恐袭和开罗时，《》会援引更多美国其他事件来进行历史类比（cohen’s d = .23），《印度时报》更多地选择了南亚事件（cohen’s d =.88），黎巴嫩《生活报》和以色列《国土报》则选择了更多中东北非事件（cohen’sd = .32），尽管美国和中东北非报纸的驯化效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印度报纸的该效应较强，使得驯化效应的总体解释力居中。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项目文件亦以同样的数据结构将《人民日报》和香港《南华早报》在“9·11”、孟买恐袭和开罗的报道中使用历史类比的情况涵盖在内，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比起“9·11”和开罗而言，中国报纸更加关注孟买恐袭这一亚洲事件[χ2（df = 8， N = 612） = 88.33，p .001]，列联系数为0.36，展现出了更多以南亚事件类比孟买恐袭[F（2， 40） = 8.72， p .01]（cohen’s d = 1.28）、以中东北非事件类比开罗[F（2， 40） = 3.53，p .05]（cohen’s d = .79）的“远方苦难”效应，同时比正文分析的其他四国使用了更多的东亚历史事件来驯化地类比孟买恐袭和开罗[F （4， 607） = 7.85，p .001]（cohen’s d = .84），同样也符合本文所发现的“远方苦难”效应、驯化效应和接近性机制并存且递减的冲突事件国际新闻报道规律。在结论与讨论部分，本研究将据此对媒体调用历史类比报道“9·11”、孟买恐袭和开罗的三种解释机制及其对我国媒体应当如何报道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的启示进行深入探讨。
媒体在使用历史类比建构当下新闻时，会因与事件发生地的地理亲疏程度、道德判断及诉求等诸多因素，产生接近性机制、“远方苦难”模式以及新闻驯化等效应。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考察了美国、印度、黎巴嫩和以色列四个国家所在的三个区域的主要报纸如何调用历史类比来报道“9·11”事件、印度孟买和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三个事件。研究之后发现，在新闻建构过程中，媒介对历史类比的调用与政治地缘性仍然相关。报纸为何会因为对本国或相近地区新闻事件有更高关注度而采用历史类比，一种原因是由于媒体更容易获取本地区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众更需求和关注这类新闻资讯。由于“国际新闻在本质上必须是关于我们的”（Sonwalkar，2004：208），甚至有学者指出，大多数国外新闻都是关于国外的国内新闻，而非国际新闻（Peterson，1979），因此，需要承认的是，尽管媒介技术为信息的全球流通提供了便利，但作为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和文化接近性机制的影响和干扰。
不仅如此，三个区域的四家报纸在总体上展现出借助美国历史报道“9·11”、通过南亚的过去理解孟买恐袭和诉诸中东北非其他过往事件呈现开罗的“远方苦难”叙事模式。这一发现尽管验证了西方的凝视与非西方的无力自我言说在媒介化苦难的建构中依然以固有的模式相伴而生（Boltanski，1999；Moeller，1999），但本研究对“远方苦难”历史类比模式的发掘佐证了一种替代性的模式，打破了既有“远方苦难”研究关于非西方是苦难的受害者西方则扮演旁观者角色的截然对立，表明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冲突性事件国际报道中，贫困和繁荣、危险和安全、“我们”和“他们”等二元对立的全球权力等级、秩序和世界划分不再恒定地由西方建构和维护（Joye，2010），相反，西方的苦难同样需要被观看和解释，且非西方的媒体会在历史类比事件的选择上纵横穿梭于不同国家之间。
面对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媒体依然习惯于通过调用历史类比驯化国际新闻，使“远方苦难”与本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重新产生意义联结。既有研究多认为，驯化使得“远方苦难”在生成过程中受到国家间政治偏好和价值计算的塑造（Olesen，2019），也使受众处于国家和地方的道德空间中（Kyriakidou，2015），国际新闻的驯化既是为了国家利益，也还是为了使国际议题更容易被当地受众接受（庄伯仲，陈承泰，2019），但本研究的结论提供了另一种后果存在的可能性：在某一种意义上，国际新闻的“驯化”是对接近性机制和“远方苦难”机制的一种调和，这时，接近性在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固然重要，但不构成新闻选择标准和价值判断的唯一决定因素，而是通过本地事件历史类比的加入，成为一种解释框架，弥漫在对更广阔地域所发生事件的理解当中。
总而言之，本研究之后发现，报纸在报道具有重大影响且难以理解的冲突性事件时，普遍会借助历史类比来建立当下与过去的关联并从中获得确定感，尤其表现在本区域发生冲突性事件时（接近性机制）；同时，报纸也会更多地使用事件所在区域（“远方苦难”模式）和媒体所在区域（驯化效应）的历史类比来帮助自身和公众理解这些事件。尽管三种竞争性解释同时存在，但相对而言，“远方苦难”模式的平均解释力更强，驯化效应次之，接近性机制相对较弱。这表明，在面对全球重大冲突性新闻事件时，媒体首先会以“远方”的可理解苦难来想象远方，而后才会促进援引其所在国的历史事件来协调本国读者的认知框架和理解需求；而在后冷战时代，地理政治学依然存在，这不仅从侧面上印证了本世纪初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基调，也预示着现代新闻业的认识论将不断遭到风险自反性的冲击和挑战。这一发现的实践启示在于，全球共同的记忆是构建全球道德空间的核心，使遥远的他人成为全世界共同过去的一部分（Levy & Sznaider，2002，2006；Zelizer，1998）。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中，共同记忆又分为“启蒙记忆”与“创伤记忆”（赵静蓉，2012），其中，媒介调用历史类比，既是建构“远方苦难”的叙事，也是书写媒介记忆，不仅为受众提供了值得记忆的经历，也提供了解读这些经历的资源，媒介记忆因此成为有助于构建、保留和重建公共记忆的文化资源和一种“记忆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memory）（Garde-Hansen，2011；Sturken，1997：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远方苦难”模式与驯化效应的结合或许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历史类比经验：如果说“远方苦难”模式下的历史类比更倾向于以他人的经历解释他人的苦难，认为他人是与“我们”不同的人（Pantti，2009），那么，驯化效应下历史类比的加入则在关注“远方”的基础上，将“他们”建构为“我们”或能够理解的人，展现出苦难的“在地化”过程（赵永华，郭美辰，2020）。
理解重大冲突事件国际报道的普遍逻辑，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应当如何扮演好国际新闻报道者和被报道者。如前所述，《人民日报》和香港《南华早报》在“9·11”、孟买恐袭和开罗的报道中同样符合“远方苦难”效应、驯化效应和接近性机制并存且递减的冲突事件国际新闻报道规律，这对于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实践启示在于，尽管媒体有意识地努力超越自身地域来说明和理解新的社会冲突，然而最容易被新闻从业者理解的类比“工具箱”依然是唾手可得的、当时当下的“历史”，而最费解的故事永远属于“远方”。如果中国媒体始终致力于帮助公众理解全球国家动态，那么，媒体依然需要在通过历史类比建构全球记忆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使得有关冲突的创伤记忆凝结为“新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民道德”（赵静蓉，2015），产生积极的“驯化”效应；但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要避免具有遮蔽特征的新闻驯化，警惕一味强调本国利益和读者兴趣对于“远方苦难”的过度调和与消解，从而努力达成对他人苦难的真正理解。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大多数表现为，在解释机制上确认了本世纪以降全球三个重大事件被其发生区域内外的报纸报道时使用历史类比的主要模式，即“远方苦难”模式、驯化效应和接近性机制三种机制由大到小的同时存在。不仅如此，在既有研究之后发现报纸会更多地使用来自与冲突事件同一地域的历史类比的基础上（Axelrod & Forster，2017d），本研究弥补了这一发现既非“远方苦难”模式、亦不能被驯化效应所解释的缺陷，因为这类研究未能有效将一种自我中心式的报道模式排除在外。有鉴于此，在检验冲突事件报道使用历史类比的“远方苦难”模式和驯化效应时，本文首先将本地报纸援引本地事件报道本地事件的现象从分析中剥离出去后，再对两种机制加以验证并进行效应比较，有利于厘清并存于国际新闻报道实践中的竞争性媒体逻辑。因此，较之先前的公共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而言，本文的结论将更具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针对性。然而，受限于跨国分析每每面临的语言障碍，本研究有赖于一项公开二手数据才得以进行，未能将更有意义的分析单元（如：每一则新闻报道而非每一个独立的历史类比）和变量（如：历史类比模式的时间变化趋势）涵盖在内；此外，数据收集方替代性地选择了与埃及同属于中东北非地区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媒体，是因为《生活报》和《国土报》都提供了相应的网络英文版供读者阅读，而埃及当地的重要报纸媒体，如《金字塔报》（ al-Ahram）等，大部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严格受控于政府，因而尽力避免提及有关开罗的报道；而无论是政府喉舌还是私人报纸，埃及主要媒体均以阿拉伯语出版（Osman & Samei，2012），导致数据集未能将埃及本地媒体对三个全球重大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涵盖在内，成为该数据集和本研究的局限之一，这也成为本文的缺憾所在，这些关键要素能够创造出的更具洞见的理论解释有待于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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