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类：一种“弱”类比
时间: 2024-07-20 02:38:45 | 作者: 新闻中心
作者简介：金立，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逻辑、非形式逻辑、论证学。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区分于归纳、演绎、溯因的推理形式和认知手段，类比推理一直是逻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长久以来，推类思想不仅贯穿于中国先秦时期论证实践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成为了中国古代论证的代表性特征和重要研究线索。在中西文明互鉴交流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将推类与类比做出比较探究，从而深入挖掘中国古代论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智慧，为构建具有自主性和特殊性的中国论证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理论贡献。
类比推理与传统的演绎、归纳、溯因等推理形式不同，它体现的是类似事物之间特有属性的一种“迁移”，是一种从个别到个别或一般到一般的推理形式。类比由源域Ｓ（source-domain）和目标域Ｔ（target-domain）两个部分构成，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复杂的映射关系构成类比推理的基础并形成了三个重要性质：一是结构上的映射性。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具备工整的映射关系，具体体现为属性映射、关系映射和系统映射。映射性最终决定了能否形成一个有效的类比推理。二是语义上的相似性。源域与目标域的概念在语义上必须是相似的。根据相似性程度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同域类比和异域类比。三是认知上的语用性。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者在一定的意图驱动下，创建并传达类比；听者在一定的认知条件下，准确地接受和理解类比。进一步分析可知，映射性是类比认知在机制结构上的显著特征，就其本质是基于源域与目标域在语义上的相似性，无论映射性还是相似性最终都是建立在不同主体间所涉及的认知语境是否趋同的前提下，这便是类比的语用性。
中国古代的推类发轫于《周易》玄妙幽奥的阴阳爻变之间，成熟于《墨辩》以“故、理、类”为基础的逻辑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崔清田精确指出“推类论证是中国传统论证的主导模式”，这一看法已逐渐被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并且，国外学者如葛瑞汉和葛兰言也纷纷将“类”与“推类”视作支撑中国传统论证体系的核心概念，对推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论证方法表现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从历时性维度看，推类论证的发展几乎前后纵向覆盖了中国传统论证发展的整条路径，既作为中国论证特殊性的证成，也是中国传统论证具备生效性的担保机制；从共识性维度看，推类论证不仅在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中作为开展说理论证的方法而存在，同时，也成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间横向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
参照类比，尽管推类也具有类比的三个特性，但却呈现出程度趋向“弱化”的倾向（这里的弱化不带任何褒贬和情感色彩，仅仅是程度和量上而言）：首先，结构上无法严格遵循属性、关系和系统映射的要求，而是呈现出基于属性、关系、征兆、语境甚至情感上的强主观的弱映射性；其次，语义上不足以满足相似性的要求，而体现出由相似性向相关性迁移的弱相似性，也能说，类比基于相似性，而推类基于相关性；最后，在语用性上，类比强调符合人类认知的合理推出，而推类在主观色彩上具有较强的宽容度并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由此其认知结果的普遍性也往往会弱于类比。对比之下，推类比类比有更大的主观性、随意性以及更大的拓展空间。两者的性质比较具体见表1。
为了更好地说明两者之差异，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类比案例(见表2）。一方面，在源域“船舶”与目标域“国家”之间具备工整的映射关系。“船舶”与“国家”、“船员”与“公民”、“航程”与“议程”，均具有属性上的映射关系；进一步，“船舶”之于“船长”如同“国家”之于“领导者”，因此，从“船舶”需要“船长”，相应的可以推出“国家”需要“领导者”；“船长”指引“航程”，相应的推出“领导者”设定“议程”，等等。进一步分析下去可知，整个源域“船舶”与目标域“国家”具备系统映射关系。另一方面，“船舶”与“国家”两个域之间的映射关系是基于两者具备高度的相似性，有很多共有的语义特征，如需要管理、有制度和文化、由人构成等等。并且，这种相似性符合基于一定的社会经验和语境的人类认知，因此具有较强的普遍性。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东汉王充的《论衡?乱龙》篇中的推类（见图3）。作为《论衡》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乱龙》中提到的叶公之龙招致真龙降水一事属于极小概率的巧合事件，其本质是自然现象的偶合，也是不可被实证的传说事件，与孟尝君“鸡鸣狗盗”以人为诱因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也难以选用一个适合的谓词描述两件事在语义上的相似。虽然整个推类过程发生在高度关联的认知环境中，受认知主体的影响极大，有着很强的语用考量，但根据类比的定义要求，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图3源域与目标域横向对应的三组元素中，仅在第一组元素间（有墙上伪龙—有伪鸡之鸣）具有属性映射关系；而在源域与目标域的内部，《乱龙》中的推类也仅在第一步保证了元素间（墙上的伪龙—招致真龙降水；伪鸡之鸣—引得真鸡之鸣）有着相似的谓词关系（招致一定的结果）。由此，《乱龙》说明了推类机制并不具有类比所要求的严格意义上的映射性、相似性以及语用性，因此，作为一种认知机制，推类可视为一种弱类比。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推类的上述特征呢？我们大家都认为，除却论证主体的个人因素如上例中的王充因主张“诠订于内，以心意议”因而赋予推类以更强的主观能动性以外，中国关联一体的宇宙整体思维发挥着根本的作用。
长久以来，西方学界根据中国本土语境和材料，一致认为“关联性思维”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首先提出了“关联性思维”概念（Correlative Thinking）并称其是中国人思维的主要特征；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精确指出中国人的这种“关联性思维”为“关联一体的宇宙整体论”或“关联性”认知方式，并进一步认为古人从阴阳、八卦等基础概念出发将宇宙万物纳入了模糊、复杂和不确定的认知体系。这种万物互联的认知机制，在加强了人们的关联认知能力的同时也扩充了人们的知识量，而它的本质与其体现的松散、复杂、隐喻和模糊的特点，的确与推类机制高度契合。
结合当代认知语言学家斯珀波（Dan Sperber）和威尔逊（Deirdre Wilson）对“关联”（Relevance）和“关联程度”的解释，我们有理由将推类这种基于认知语境加工新信息并实现信息增值效果的能力称为关联，将信息增值的效果称为关联程度，且仅当在某个语境中进行信息优化时需要的心力越小、实现的增值效果越大，则关联程度越大。此外，既然认知语境是包括物质环境和认知能力的一个心理结构体，那么，如果不同主体间能够共享同一部分认知环境，他们在这一部分认知环境中就具有相同的关联能力。如此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认知语境下的推类的思想内涵不再只是单纯的论证方法，而是古人基于“关联一体”的生活环境和经验情境做出的一种认知反应，它可以在思维的关联驱动下进行新信息的加工，赋予认知对象以意义，并将其纳入到更复杂的意向群中用以解释新的认知对象或事件。
综上，斯珀波和威尔逊所谈的“关联”和葛瑞汉所谈的“关联一体的宇宙整体论”分别从现代认知科学与传统哲学两个视角出发，立足于认知的普遍性与中国思维的特殊性，诠释了推类认知的关联认知机制及所处的认知语境，从而赋予了推类相较于类比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